60年国庆的“甲子命题”

60年国庆的“甲子命题”

60年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历史命运周期的轮回。我们的选择似乎总难逃脱历史的预期，这不在仅有的60年中又有前后相反的各30年，符合中国文化中阴阳互动规律。前30年是中国人民政治独立的日子，后30年是中国人民经济独立的日子；前30年是计划经济时代，后30年是市场经济时代；前30年是理想、道德挂帅时代，后30年是竞争、金钱横行的时代；前30年是精神理想的时代，后30年是物质消费的时代；一句话：前30年符合“阳”的特征，后30年符合“阴”的特征。在这60岁的甲子之际，我们又遇到了“甲子命题”：中国又要回到“阳”的时代吗？想想现在的“国进民退”！想想国庆期间的戒备森严！想想游行队伍的整齐划一！想想现在的国富民穷！想想震耳欲聋的万岁口号！

关于国进民退

在计划经济年代 ，经济规律被革命的政治热情所代替，国企在我们的生活占有绝对的地位。一大二公的长官意志成为经济生活的指标。1958年2月，薄一波提出钢铁企业的生产指标是620万吨，比上一年的535万吨提高19％。3个月后中央政治局把指标提高到800万到850万吨。6月，国家计委《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》正式提出：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，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，5年超过英国，10年赶上美国。到了8月，农业收成的卫星一放再放，毛泽东说服大家赞成1070万吨的指标。几个星期后，毛又提出1200万吨的最新指示

8月13日新华社报道，湖北省麻城县建国一社出现“天下第一”，早稻亩产36956斤，但16天后“第一”就被湖北长春社中稻亩产43869斤抢走了。7天后，广东省连县又放出中稻60437斤的卫星。稻谷亩产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。

毛泽东是又喜又愁。8月4日，毛视察河北省徐水县，对县委书记张国忠说：“你们夏天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，秋季要拿11亿斤，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，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呢？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，一天吃5顿也行！粮食多了，以后就少种一些，一天做半天活儿，另外半天搞文化，办大学中学。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，一办就办得很多！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，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斤。”

尽管毛泽东喜上眉梢，但在内心，他是相当焦虑的。1958年5月，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，毛泽东有一个内部讲话，毛警告说：现在讲点黑暗，准备大灾大难……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？甩就甩吧！战争疯子存在一天，就有这个可能……打起仗来无非是死人，打仗死人我们见过，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……原子仗现在没经验，不知要死多少，最好剩一半，次好剩三分之一……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，换来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，取得永久和平，这不是坏事”。

政治站起的中国人民如何能在经济上超越西方呢？“当时决策者受赶超激励，他们掌握的知识告诉他们只有重工业可以实现赶超。而中国的条件是，只做这样的赶超，市场是不可能照愿望那样配置资源的，只有搞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才可行。而与此相匹配的组织，哪种成本价格最低呢？单干的农民和分散的工商业者对于行政命令和计划来讲，当然代价很高，不好打交道，计划命令也不易执行。而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这种组织来传达或执行命令和计划，当然成本较低。”

由此我们看到，在中国计划经济初期的“一五”建成了飞机、汽车、重型机器、精密仪器等近六百个重要项目，主要有：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厂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、沈阳机床厂、飞机制造厂等；交通运输业成就很大，新建宝成、鹰厦等三十多条铁路，建成武汉长江大桥，使南北铁路贯通，康藏、青藏、新藏公路建成，沟通了西藏和各地的联系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。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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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探索过程中，中国建成大中型项目五百多个,工农业总产值增长近60%，武汉、包头两大钢铁基地，大庆油田、胜利油田、大港油田建设起来，石油工业发展迅速，到1965年，石油已经全部自给，电力工业增长很快，十年中，农村用电量增长了近70倍。新建铁路八千多公里，建成兰新、包兰等铁路。尖端科技方面，成功试验了第一个原子弹，研制成功了结晶牛胰岛素。 

总结建国初期计划经济取得的丰硕成果，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的技术（苏联的帮助）、市场资源及政府的高效组织是成功主要因素。但是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种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所暴露出来的是没有竞争的创造活动，计划经济陷入收益递减的死胡同。用中国文化来讲：这叫经济的阳盛阴衰，显然经济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和活力。于是，我们看到在甲子的后三十年，中国向市场经济敞开了大门。经过30年的替洋人打工，中国以资源、环境和廉价的劳动力取得了不菲的成就，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，并且有望总有一天超越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。但中国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，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：贫富不均、教育的功利、国富民穷和生存环境的恶劣。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对我们能力的挑战。而在这全球金融期间的国进民退更是无助这些问题的解决，只能是雪上加霜。

中国的民营经济为社会提供了90%以上就业岗位，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。相比于国有企业他们有更强活力和创造力，但他们得到政府的帮助是有目共睹 。

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.8万亿元，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%，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%左右来自银行信贷，但信贷总量中80%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；而有80%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。

与之相对应的是，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，国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“野蛮成长”，迅速“巨无霸”化。

在自由竞争性市场，“国退民进”与“国进民退”并无对错之分，问题在于，两种不同的企业，是否受到了同等的待遇？

在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，资金大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上，这无疑是国有大型企业的传统“地盘”，民营企业难以涉入其中。另外，央企得到了特别的照顾，就在民营航空公司因为资金问题面临破产的背景下，同样巨亏的国有企业东方航空获得政府70亿的财政注资，其他几家国有航空公司也不例外。在资金紧张的房地产行业，央企背景的房地产企业陆续获得证券市场的支持。6月底，中建股份IPO获得证监会审批，融资额高达426亿元人民币；7月1日，保利定向增发80亿元的方案也获得证监会批准，华侨城、中粮、招商等央企背景的房地产企业也紧随提出各自的重组和融资方案。

那么，这种靠政府之手做强做大的国企是否具有竞争力呢？

在甲子60年之际，我们面临问题还有：国富民贫、官富民穷、教育体制落后、政治改革、资源环境、民族问题、等等。重要的我们又迎来了一全新变的时代，而不是走过去的回头路。